在擔任調解委員七年的時間裡，我處理過形形色色的案件。多數案件的衝突並非當事人出於惡(故)意，可能只是在情緒、誤解或其他因素下不小心讓事態擴大。調解的經驗愈多，我愈清楚一件事：法律的核心價值，從來不著重在懲罰的力道，而是在施予矯治時仍保有合理的比例與理性。然而，在實務中法律有時卻被異化成為施壓的工具，變成迫使民眾讓步的手段，而非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我經手的案件裡，有一件看似單純的竊盜案件，卻讓我對這件事思考良久。當事人是一名就讀國小一年級的小朋友-小楷，他與父母一同坐在調解室裡等候，年紀幼小的他坐在椅子上雙腳不停的搖晃著，顯然對於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毫無概念，只是一味的被爸媽要求要坐好、不准說話。小楷的父母神情緊繃、嚴肅，又流露出一絲絲的無奈。這種壓力，就像是被一股無形的強制力量脅迫著，如同「沒有配合，那後果只會更嚴重」的暗示。

對造是一家書局的老闆-俊偉，調解當天本人並未到場，是委由代理人阿章出席調解。過程中他發言條理清楚、態度冷靜，完全依循相關流程處理，沒有多餘的情緒。在這樣鮮明的對照之下，一邊是熟稔程序的當事人，另一邊則是只能全盤被動接受的家長，雙方談判的落差自然不言而喻。案情本身並不複雜，只是小楷在書局內拿了一支造型鉛筆與幾張貼紙，未結帳便離開，被店員攔下後報警，案子之後轉介進入調解會。

然而本次事件的爭議不在於事實經過，而在於俊偉求償的金額！他主張，除了商品損失外，尚包含人力處理成本與管理費用……等等若干之損失，要求小楷的爸媽支付一筆遠高於損失商品價格幾十倍的金額。當阿章提出金額時，小楷的爸媽沒有爭辯，但臉色明顯沉了下來。他們不是不願承擔責任，而是對於現實困境的無力感。這種方式也是在調解過程中常見「以刑逼民」的樣態，當事人並非真正為了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而是藉由刑事程序的威嚇，迫使對方在民事上盡速妥協。

調解過程中，家長表達願意賠償商品價格，也承認孩子行為的不當，並在事後已進行管教。但對於求償的金額，他們反覆表示難以認同，卻又清楚知道，若調解不成立，後續程序只會更耗時、更不利於小楷。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的「自願和解」其實早已脫離調解「雙方合意」的本意了。

我詢問小楷是否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他懊惱的低聲回答：「沒有付錢就拿走了喜歡的東西。」他回答的語氣僵硬且機械，彷彿是被反覆叮囑過要這樣回答。整起事件中，小楷固然有錯在先，但只因為懵懂拿了數十元不等的文具商品，就必須得坐上大人的談判桌去面對沉重的壓力，如同一個尚未理解制度重量的孩子，被迫站在成人世界的規則之中，那樣的徬徨與無助可想而知，我心想這件事應該有更好的處理方式才對！

後來輪到我說明時，我向雙方重申調解的原則，刑法它的意旨與核心目的在於責任的承擔與事後行為的矯正，而非藉此延伸作為計算獲利的機制。本案行為人小楷年僅七歲，依我國刑法屬無責任能力之人；其行為不僅不適用刑法之處罰，亦無少年事件處理法的適用，僅在民事上父母須連帶賠償俊偉的損失。我也直言，若只是透過高額的求償作為解決這次紛爭的辦法，對小楷犯錯行為的矯正效果反而有限，容易讓家長將事件理解為「付錢了事就能解決」，而少了正確的教育過程。當刑事手段被當作談判的籌碼時，法律矯治的功能，便被犧牲在效率與成本計算之下。

在多次討論後，阿章仍表示須維持委託人-俊偉的立場，但可在不影響原則下調整金額。最終，雙方達成和解共識，家長支付店家損失商品的費用與部分支出的成本，小楷也當面道了歉，案件最終調解成立。小楷的爸媽在調解後沒有感謝對方的原諒，只是簽字、起身、牽著孩子離開。那是一種明確結束程序的動作，而非釋然。這樣的結局，或許符合法律的規範，但卻難說真正修復了什麼？

調解結束後，我心裡很清楚，這並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只是完成一個「法律規範必要」的過程。但也正因如此，調解時更提醒我一件事-法律若只剩下流程與計算，便容易偏離它原本存在的理由。

刑法不是為了讓任何一方獲利，也不該讓犯錯的行為人只記得代價，卻忘了原因。當「以刑逼民」成為常態，受傷的往往不只是事件的其中一方，而是大眾對於法律的信任。即便調解成立，我仍希望相關規範能被反覆檢視，確保它在懲戒錯誤的同時，沒有失去它存在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