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守則裡印著這樣兩句話：「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助人為快樂之本」。年輕時讀來，總覺得只是勉勵人的口號；然而，隨著年歲漸長、工作逐漸穩定後，我才慢慢體會，這兩句話其實像一顆種子，早已悄悄種進心裡，並在歲月中生根發芽，成為我後半生的重要信念。

    民國85年，我加入「中華民國廣亮慈善會」，選擇從最基層的幹部做起，不求名利，只希望能盡一己之力服務社會。也因為長年投入公益，更深刻體悟到一句老話：「家財萬貫，一日不過三餐；廣廈千間，夜眠不過八尺。」既然身外之物終究帶不走，不如趁著自己還有能力時，多付出一些。這份付出，不論是金錢上的捐助，還是時間上的陪伴，對需要幫助的人而言，都彌足珍貴。

    憑藉著這份熱忱，民國93年，我接任慈善會總會理事長，並成立志工服務隊，將服務的觸角延伸到更多需要關懷的角落。同年，也榮獲內政部頒發三等志工獎章。這份榮耀並不屬於我個人，而是屬於每一位願意默默付出的志工夥伴。

    然而，行善的方式有很多種。民國105年，我迎來人生另一個重要轉折──參加臺中市第二屆調解委員遴選，並有幸獲選，正式成為調解委員。如果說慈善工作是在「救急」，那麼調解工作更像是在「救心」。

    擔任調解委員後，我每年經手上百件案件，從車禍過失傷害、民事糾紛，到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都有。每一件案件背後，都藏著當事人之間的衝突、委屈與不安。調解委員的工作，不只是協助釐清責任，更是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替彼此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樑。當看到原本互不相讓的雙方，最後願意坐下來理性對話、達成共識，甚至握手言和時，那份成就感往往難以言喻。因為調解不只是解決法律問題，更是在化解人與人之間的心結。

    在無數調解案件中，民國112年發生的一件死亡車禍，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也讓我更加體會生命無常，以及調解委員應該堅守的分際。

    那天清晨六點多，一名六十多歲的男子林旺富先生（化名），騎乘機車準備前往游泳運動。當他行經臺中市仁和路與臺中路口左轉時，與一輛沿臺中路直行、由陳崇光（化名）駕駛的自小客車發生猛烈碰撞。事故發生瞬間，林旺富當場失去生命，連一句告別都來不及留下。

    事後，案件轉至調解委員會處理。調解當天，會議室內氣氛格外沉重。陳崇光先生對肇事責任無法完全認同，認為自己享有路權，因此堅持申請車禍鑑定，甚至表示不排除循司法途徑，由法院最終裁判。另一方面，死者家屬則沉浸在突如其來的喪親悲痛之中，尤其林旺富的太太（名叫蔡美琪，化名）更是情緒崩潰，數度落淚。

    面對這樣的案件，我除了必須理性分析交通事故責任與法律問題，更需要耐心安撫家屬情緒。或許是在協調過程中，我給了林太太一些支持與傾聽，讓她在失去依靠之際，逐漸對我產生深厚的信任與感激。

    調解期間，她經常打電話向我道謝，也傾訴失去丈夫後的孤單與痛苦。起初，我總耐心傾聽，希望她能慢慢走出傷痛；但隨著來電次數越來越頻繁，甚至影響到我的日常工作與生活，我不得不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暫時封鎖她的電話。

    這樣的做法看似冷漠，其實是調解工作中不得不堅守的界線。調解委員雖然需要同理心，但也必須維持專業分際，不能讓案件過度介入個人生活。

    原以為事情會就此告一段落，沒想到有一次，我在里辦公處洽公時，竟巧遇林太太。她一見到我，情緒激動地拿出紅包，堅持要表達謝意。我立刻婉拒，並向她說明：「調解委員是為民服務，依法不能收受紅包，這是原則問題。」

    但她始終沒有放棄。之後，她又數度前往調解委員會指名找我。最後一次，她甚至提著水果禮盒與紅包親自到委員會致意。當時我正在處理其他案件，為了避免場面尷尬，也為了堅守廉潔原則，只好請秘書協助處理。後來，秘書聯繫林太太的兒子，請他將紅包與水果帶回，並再次向家屬說明相關規定。直到那一刻，這份心意才真正圓滿落幕。

    這起案件帶給我很深的感觸。人總以為來日方長，卻往往不知道，無常其實才是人生常態。林旺富先生只是如往常般出門運動，卻在一個路口與家人天人永隔，留給家屬無盡的思念與傷痛。

    也因為如此，我始終認為，能夠在調解委員會服務，是一種難得的福報。這裡不只是處理糾紛的場所，更像是一個修行的道場。每一次調解，都是在幫助當事人解開心中的結，減少彼此的怨懟與衝突。

    我們無法預知無常何時到來，但至少能在有限的人生裡，多做一些善事、多結一些善緣。

    對我而言，調解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種修行，也是一種功德。每當看到雙方最終願意放下成見、握手言和時，我總覺得，這個社會又因此多了一分祥和，而這，也正是我投入調解工作最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