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藥廠業務崗位退休後，我走進調解委員會，換下熟悉的套裝，穿上調解委員的背心。看似從「商業競爭」跨足到「法律紛爭」，但這段轉折旅程對我而言，並非重新開始，而是過去數十年職場智慧的延伸與昇華。

一、診斷：在情緒背後尋找「病因」

    過去在藥廠工作，我們最重視的是「診斷」。業務人員必須精準掌握醫師的需求與病患的痛點，才能提供正確且有價值的藥物資訊。

    而在調解現場，兩造雙方往往情緒激動、言詞尖銳。我的第一步，並不是立刻翻閱法律條文，而是發揮過去業務訓練出的敏銳觀察力，嘗試分析這場爭執背後真正的「病根」——究竟是情緒上的不甘心，還是現實層面的經濟困境？藥物能治療生理上的疾病，而調解委員的職責，則是在紛亂的情緒中，診斷出卡在心裡的那個結。

二、藥引：用專業與誠信建立信任感

    藥廠業務能在醫學專業領域立足，憑藉的是紮實的專業知識與長期累積的誠信。醫師願意採納你的建議，來自於對你專業判斷的信任。

    同樣地，在調解桌上，當事人踏入調解室時，往往滿懷防備。我習慣運用過去建立信任的方式，以專業的態度與中立的傾聽作為起點。當對方感受到你條理分明、情緒穩定、不偏不倚，那顆躁動不安的心，自然也會慢慢安定下來。我常想，調解委員有時就像衝突中的「緩釋劑」，不求猛藥去痾，而是潤物無聲，讓雙方在理性的氛圍中重新展開對話。

三、劑量：掌握退讓與堅持的「黃金比例」

    在業務談判中，最困難的是利潤與成效之間的拿捏；而在調解過程中，最具挑戰性的，則是如何在「法律的骨架」與「人情的血肉」之間取得平衡。

    藥物劑量多一分可能成毒，少一分則無效；調解亦是如此。賠償金額的開價、道歉的誠意與讓步的幅度，都需要精準掌握。我運用過往在商場上累積的談判經驗，協助雙方在僵局中尋找「最大公約數」。我經常對當事人說：「訴訟是切割，調解是修補。」與其在法院耗費數年，換來一紙冰冷的判決，不如在調解室裡，共同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健康平衡點」。

四、預防：公共衛生觀唸的「前端攔截」

    在公共衛生領域中，有一個核心理念：「預防勝於治療」。透過前端的衛教與預防措施，可以大幅降低後續沉重的醫療與社會成本。

    這套邏輯在調解實務中同樣適用。實務上，最令我們困擾的，莫過於所謂的「保險黃牛」。他們常趁當事人驚慌失措、急於解決問題之際，利用資訊不對稱，教唆提出不合理的賠償條件，甚至介入調解、索取高額報酬，導致原本單純的案件橫生枝節，難以達成共識。對我而言，這些黃牛就像破壞社會免疫系統的病毒，讓原本可以被有效解決的糾紛徒增成本。

五、治療：用行動開出「預防處方箋」

    再好的調解技巧，也需要具體有效的「工具」作為後盾。在一次與法制局李局長的座談中，我結合過去在藥廠推廣衛教的經驗，提出具體建議：「應主動製作『拒絕黃牛』的宣導海報，張貼於黃牛最常出沒的急診室與醫療院所。」

    讓民眾在最脆弱、也最容易被趁虛而入的時刻，第一時間建立正確的法律觀念與自我保護意識，等同於為社會施打一劑「預防疫苗」。這項建議獲得李局長的高度重視，並迅速付諸實行。不久後，各大醫院陸續可見宣導海報張貼上牆，成功從源頭降低黃牛介入的機率，也阻斷了許多不必要的糾紛與剝削，讓調解能回歸理性與公平。

六、結語：另一種形式的「濟世」

    過去推廣優質藥物，是為了守護大眾健康；如今擔任調解委員，則是為了促進社會和諧。

    從藥廠退休，是我職涯的一個段落終點，卻也是服務社會的全新起點。我發現，過往在職場中磨練出的耐心、身段與溝通能力，在化解鄰里紛爭或交通事故爭議時，依然能發揮關鍵力量。

    當雙方最終簽下名字、握手言和的那一刻，那份成就感，與看見病患康復時的心情如出一轍。我依然是一名「業務」，只是現在推銷的是和諧，診斷的是紛爭，而最終開出的處方箋，叫做——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