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臺中市神岡區人口僅約六萬四千人，調解委員會編制有11名調解委員，因調解案件數量不多，採分組方式辦理調解業務。全體委員分成四組，每組由2至3名委員輪值執行調解工作。

    以下這則案例發生於114年春節前，是一段人情與法理交錯的故事，描繪了一場交通事故後，當事雙方如何在法律與情感之間尋求平衡的過程。

案情概述

   阿春是來自中國大陸湖南的配偶，在台灣擔任看護工作。她每日騎乘機車通勤，穿梭於城市街道之中，努力適應異鄉生活。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打破了她原本平凡的日常。

    113年11月初的一個清晨，阿春像往常一樣騎機車前往工作，為了節省時間，她在紅燈時違規轉彎，不慎與直行中的阿達駕駛的汽車發生擦撞。警方趕抵現場後，調閱監視器並依交通規則經初步判定：阿春有違規右轉行為，阿達則未注意車前狀況。如依規定及經驗判斷可推定阿春有較重於阿達的賠償責任。

    阿達的車輛有投保車體及第三人責任險，因此他選擇由保險公司處理賠償事宜，未與阿春進行私下協商。事故發生後，阿春並未立即就醫或驗傷，僅於十天後前往一家中醫診所就診，並持一張100元的就醫單據，向阿達提出賠償要求。她聲稱因車禍導致無法工作10天，每日工資2,000元，要求補償薪資損失20,000元，另加身心靈受創費10,000元，以及機車修理費5,050元，共計35,050元。

    阿達對此賠償金額感到質疑，不願接受，認為阿春並未提供正式醫療診斷證明或充足證據支持其受傷主張。保險公司調查後亦指出，阿春所提供的就診單據並非健保診所開立，且依保險理賠慣例，事故若造成體傷，應在發生後立即或三日內就醫，並提出診斷證明。因此，保險公司僅認定阿春的修車費5,050元符合理賠規範，其餘部分不予受理。

    阿春對此結果感到不滿，遂向神岡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盼能獲得她認為合理的賠償金額。此案由我負責協調處理。調解過程中，我耐心聆聽雙方陳述，並根據現有單據與保險理賠標準分析案情。除了摩托車維修費用外，阿春其餘的賠償要求，因欠缺正式診斷與傷害證明，無法獲得保險公司認定。

    然而，阿春仍堅持其訴求，不願接受我方勸說。考量情況僵持，我遂轉請同組一位資深委員協助，希望能以其經驗與說服力，讓阿春重新思考。資深委員向她說明，若執意要求35,050元賠償或提出訴訟，不但未必獲得更多賠償，甚至可能因折舊問題減少修車理賠金額，還需承擔額外的訴訟費用。委員語重心長地勸說阿春，不應一時衝動做出對自己不利的決定。

    眼見調解即將破局，我再次向阿達的保險理賠員提議，即時聯絡阿達是否能考量年節將近，額外給阿春一個小紅包慰問，作為和解的象徵，但阿達態度堅決，拒絕再支付任何費用。雙方僵持不下，調解歷時近兩小時，仍未有結果。

    就在此時，那位資深委員忽然轉向阿春，語氣溫和地說：「小姐，快過年了，不然這樣吧，我包個600元紅包給妳，妳就別再堅持了，好嗎？」這句話讓阿春愣住了，她哽咽著說：「我嫁來台灣後，生活真的不容易，老公不給生活費，我才想透過這次事故爭取一點補償，沒想到反而讓自己陷入更大的煩惱。」她表示，當初未充分了解法律條件，是一時情緒失控才做出不當決定。

結語

   資深委員仁心自掏腰包的舉動，讓阿春感受到久違的人情溫暖，也讓她放下原本堅持訴訟的念頭，接受調解結果並收下那個600元的紅包。雖然這筆金額遠低於她原先的要求，但在寒冬歲末的時節，卻帶來了心靈上的溫度。

    這起車禍調解案件所帶來的，不僅是法律上的結果，更讓阿春體會到台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善意與理解。或許，這才是她在這塊土地上獲得最珍貴的收穫。台灣最美的風景，不只是人，更是人與人之間的諒解與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