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興科技時代的來臨，AI智能逐漸普及，其所帶來的便利性早已使人們脫離不了和手機、3C產品朝夕相處的習慣，買個餐點不用出門，只要手機打開外送平台APP，在點餐後利用線上支付，不一會兒餐點就會有專人送達門口；家庭日常用品也可以上網採購，選購完畢後採線上支付，不出幾日也有專人送達，人們依靠科技的多元化就能做到幾乎不出門就可以打理生活上的一切。

科技的進步便利了生活，但卻讓人與人之間增添了幾分的疏離感，人際間的互動顯得生硬、陌生，尤其是新世代的年輕人，看似平凡的溝通卻成了件不容易的事。

因應這些變化與趨勢，臺中市各區調解會也跟上科技便利的腳步，例如調解線上聲請系統、警察轉介調解…等等便民服務，但也僅限於聲請調解程序的便利性，真正要解決問題還是要由當事人當面坐下來商談。

以多年的調解經驗來看，可以發現當今世代的變遷與特色。沙鹿區內有兩所大學，莘莘學子人數逾2萬，加上沙鹿高工的學生，學生人數的比率接近沙鹿區人口數的4分之1，然而前來調解的學生往往被「溝通」所困擾，並不是學生們不善表達，而是不知「如何開啟溝通」，因為長期依賴手機通訊軟體作為溝通的媒介，漸漸地缺乏實際上的互動與互信，所以「起頭」對他們來說有一定的困難。此時公所調解會即扮演重要的角色。

調解會是個良好的紛爭溝通平台，公所提供舒適的場所、融洽的氛圍及專業的調解委員，這些外在的因素有助於和解的成立，也能緩解雙方對立的情緒。事實上新世代的年輕人並非不善溝通，只是長期仰賴科技產品的便利，在當面溝通上信心稍顯不足，而容易多生意測之心，徒增煩惱。面對當今世代年輕人的調解，個人認為只要經過適當的引導，說明相關法律上的規範，他們也是一群能言善道的年輕智者呢！

以下和各位讀者分享一則當事人都是大學生的調解案例，兩名大學生阿成和小穎在某日騎車時意外發生碰撞，因互不相識，也不知道如何處理，就這樣過了3個多月雙方都無項彼此聯繫……

有天傷勢較嚴重的阿成突然打電話來調解會詢問調解相關事宜，正好當天由我輪值接電話，電話中他一直抱怨事發後小穎對此事都不理不睬，我接著問：那你有沒有打電話給小穎，阿成笑笑的說：我不好意思打電話也不知怎麼開口。我回說：沒關係，先向交通隊申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簡稱初判表)，並向承辦員警表明將案件轉介至調解會，後續就依調解通知書上所載之時間，攜帶相關證件及資料準時出席調解即可。

調解當日，恰巧正好也是我調解該案，在向雙方當事人自我介紹並進行人別確認後即進入調解程序，首先我先請他們分別簡述當時的情況及受傷、財損的程度，經當面了解後才知道，阿成和小穎兩位都是同校的學生，而小穎的傷勢相較起阿成更為嚴重，他受傷的部位還因此縫了8針，同樣也是不知如何向對方開口談論後續的賠償事宜而感到困擾…

而身為調解委員的我在聽聞雙方陳述後，還是得依路權及相關交通法規解釋一番，最後提出建議的責任比例供雙方參考。大學生畢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一點就通，聽完事故責任分析後均表示贊同。接下來再就雙方的傷勢及損害進一步確認，傷勢以診斷證明書為據，車損有估價單可以參考，雙方都沒投保第三人責任險。經過初步估算兩造的損害，依責任比例計算出相互給付的金額，抵銷後阿成還要給付小穎8,000元。

不一會兒阿成支支吾吾的表示：他的經濟情況比較不理想，不僅背負學貸，生活費也需打工自己賺取，加上先自行修理機車的費用，已經先花了萬餘元了。

為了盡力幫助這2位大學生，隨後我便動之以情的告訴小穎：大家有緣都是同校的學生，事故發生後沒連繫是雙方都不知如何開口，沒有惡意，更不是不願負責任，既然現在坐下來談，也了解彼此的情況，希望小穎能體諒阿成的處境，我建議金額是不是能夠酌減，以6,000元和解，讓整件事能早日圓滿落幕。

小穎思索片刻後答應了，但阿成依然面有難色，我隨即向他借一步說話，得知阿成身上目前僅湊得出2,000元，我安慰他說：不要緊，我身上有4,000元，如果能讓你們的紛擾圓滿解決，你能安心讀書、打工，騎車注意安全就好，至於有還沒還都沒關係。阿成聽聞後頻頻的向我點頭握手致謝，最終本案圓滿解決。

三個月後的某天，調解秘書告訴我有位大學生拿了4,000元要還給我，同時轉達感謝之意，接下後我則會心的一笑。我從民國91年擔任調解委員迄今已20餘年，調解過程的點點滴滴都記在心頭，偶爾回想起來彷彿像是看電影般歷歷在目，例如有次一對夫妻來調解，當場吵架打了起來，我做和事佬來勸架結果被踢了一腳，我也不和他們計較，只要能順利解決紛爭，就當作是做了件好事，不再去多想中間的過程是如何。

我懷著「公道伯」的心態來為雙方當事人調解，冥冥之中也體會到一股深深的感應，這讓我在看待每一件事都能覺得心境平和、順遂快樂，我想這就是身為調解委員最大的回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