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禍發生時，通常會有幾種處理方式。一種是當事故屬於無人受傷或僅有輕微擦傷時，雙方可能選擇自行協商處理；另一種則是現今最常見的報警處理方式。若不報警，可能會被誤認為肇事逃逸，不僅使事件更加複雜，還可能遭受交通罰單的處分及面臨刑事責任，增加後續處理的難度。

一、報警處理仍為最佳處理方式：

    在一般情況下，發生車禍後應立即報警，並將車輛移至不影響交通的安全位置，或車輛無法移至安全位置時應依規定於適當距離豎立車輛故障標誌。若車輛配有警示燈，建議開啟，以確保雙方車輛與其他用路人的安全。等待警方到場時，應提供完整、正確的資訊，包括事故發生地點、時間、涉案車輛數量、主要人員傷亡情形及其他必要訊息。

    警方到場後，會根據雙方說法與車輛現場狀況進行處置，例如研判事故原因與責任歸屬；若有傷者，亦會協助緊急送醫。此外，警方也會拍照存證並要求雙方當事人製作筆錄。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民眾常忽略警方開立之通知單下方所列資訊，不知可申請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或事故現場圖等文件，導致後續調解需多花時間才能取得相關資料。

    報警處理的好處包括：獲得法律上的正式記錄、保險理賠參考依據，以及法律保障，對雙方都有利。

二、公權力之局限與個案分享：

    然而，現實中也存在警方無法面面俱到的情況。以下是一位過來人的親身經歷：

    劉君是我以前的同事。102年6月15日17時左右，正值下雨時段，地面濕滑。他駕駛自小客車行經台中市豐原區合作街巷弄時，返家途中突然接到警方通知，要求返回事故現場。他感到相當錯愕，因為自認未發生任何異常或碰撞。

    事後才得知，廖君騎乘一輛無車牌的微型電動二輪車，於同一時段與劉君「會車而過」後摔車。雖然雙方未發生實際碰撞，但警方仍要求劉君前往製作筆錄。初步判定表註明：「雙方未發生碰撞，肇事是否具相當因果關係，應以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或法院判決為準。」而事故現場圖中則記載廖君為「自摔」，未與劉君車輛接觸，另有備註稱劉君車輛已移動、無法現場測繪，導致圖示與實際情況有出入。

    這份備註也造成誤解，使警方認定劉君知情而移車，但劉君實際並未察覺有車禍發生。此後，廖君向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提出鑑定申請，委員會出具鑑定意見書，新增初判表未提及的第三方——一輛違規停於肇事地點的自小客車（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列為肇事「次因」。

    最終，鑑定結果如下：

• 劉君行經未劃分向線之狹窄道路，未減速慢行，遇違停車輛時偏左行駛，未注意前方狀況，未採取安全措施，為肇事「主因」之一；
• 廖君未減速慢行，閃避時失控自摔，亦為肇事「主因」；
• 違停車輛則為肇事「次因」。

    此鑑定結果與警方最初的判定與現場圖不同，顯見鑑定委員會之研判方向有所變更，並增加一位行為人。劉君雖提出覆議，但結果仍維持原鑑定內容，認定劉君與廖君同為肇事主因，違停車輛為次因。雖然劉君曾嘗試透過調解解決此案，但調解最終未能達成共識，只能自行處理後續責任。

本案反思：

    警方執行業務時，往往只能依據當事人一方的敘述做初步判斷，缺乏進一步查證的時間與資源，極易造成誤解與彼此指責。事實上，事故現場所拍攝的照片與初判表、現場圖對照後發現，照片拍攝時間已延遲了約25分鐘，顯示照片並非當下第一現場紀錄。

    此外，鑑定意見書提及的違停車輛，雖指其停於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的路段，但實際該路段僅地面標有「消防通道」字樣，且警方拍攝的照片顯示，該處停放多輛機車與小客車，顯示此區域長期存在違停亂象，卻未見一致性的執法處理。

    從這些現象可見，現代社會中不少人對責任歸屬過於計較，有時甚至希望完全推卸責任給他人，只為免除自身責任。相比過往，多數人發生小事故會主動協商解決，現今卻逐漸養成依賴制度處理一切的習慣，反而衍生更多爭議與不信任。

    這起車禍案例凸顯出，在交通事故的處理過程中，單靠制度與程序往往難以完全還原真相或釐清責任。無論是警方的初步判定、鑑定委員會的專業意見，還是後續的調解程序，都可能因資訊不完整或判斷標準不同而產生落差。更值得注意的是，當事人之間若缺乏理解與信任，事件容易陷入彼此指責、推諉責任的惡性循環。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應理解制度的角色並非萬能，更應提倡誠實面對問題、理性溝通的態度。唯有當社會中每個人都願意承擔應有的責任、放下對立心態，交通事故才能回歸事件本質，早日獲得妥善處理與圓滿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