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在從石岡水壩前往豐原的蜿蜒道路上，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死亡車禍。一名中年機車騎士阿南，在轉彎處撞上了一輛違規停靠的小客車，當場不幸身亡。這場突如其來的變故，讓他的家人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不知該如何面對這場意外。由於沒有相關法律知識，他們只能依賴親友協助與肇事方協商。
然而，讓人心寒的是，肇事方阿雄是公家機關的高層，當他得知阿南的侄子剛考取公務人員後，竟透過權勢人物施加壓力，威脅家屬若不接受不公平的賠償條件，就會影響侄子的仕途。阿南的妻子小玲是一名善良、重情義的女人，她不願意因為這場悲劇影響親戚的前途，只能選擇妥協，讓事件草草落幕。
然而，這起事件卻深深烙印在當時年幼的我心中—因我是阿南的小女兒。原本純真的我，從小就相信法律是維護公平正義的存在，但在這場事故中，我卻看到權勢凌駕法律，正義被踐踏。從那時起，我開始對社會公義產生質疑，並對地方勢力心生畏懼。

三十年後，我選擇站出來

命運的安排往往耐人尋味。三十年後，我偶然得知豐原區調解委員會正在遴選女性調解委員。起初，我對此並無興趣，心想：「有權有勢的人總能輕易解決問題，哪還需要什麼調解委員？」
然而，好友靜宜卻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妳不是最有正義感的人嗎？妳不是一直想為弱勢發聲嗎？如果妳真的希望社會變得更公平，就該成為調解委員，讓更多人獲得應有的公道。」
這番話讓我深思數日，最終決定參選。幸運的是，我獲得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與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的肯定，正式成為一名調解委員。從那一刻起，我發誓，無論面對什麼樣的壓力，我都要秉公處理，絕不讓類似我父親的悲劇再次發生。

那位跛腳的男子

去年某日，我陪母親在醫院候診時，一名拄著拐杖的男子緩緩走出診間，目光緊盯著我，然後慢慢朝我走來。
「請問，妳是調解委員蘇委員嗎？」他小心翼翼地問道。
我點頭回應：「是的，我是。」
他露出感激的神情，說道：「我之前發生車禍，是妳幫我調解的。」
我微笑著問：「調解的結果，您還滿意嗎？」
男子誠懇地說：「幸好當時是妳來調解，不畏權勢，否則我可能什麼賠償都拿不到。」
聽到這番話，我的思緒瞬間被拉回幾年前，那場令我印象深刻的調解。

對抗權勢的調解過程

那是民國109年，我剛擔任調解委員不久，接手了一樁交通事故案件。當時，受害人李建國拄著拐杖，由妻子陪同出席，而肇事方張文斌則由一名氣勢洶洶的朋友陪同。
在調解過程中，我根據現場圖與初判表進行分析，向雙方解釋責任歸屬。然而，張文斌的朋友不耐煩地插話：「這些只是參考，初判表不代表一切。」
我保持冷靜地回應：「但責任釐清後，才能討論賠償。」
對方的朋友語氣強硬地說：「我們最多承擔七成，對方要負三成。」
聽到這話，李建國的妻子忍不住低聲抗議：「可是他闖了紅燈，為什麼我們還要負三成責任？」
我安撫她：「這個問題交給我來處理，請您先提供醫療證明、收據等損失資料。」
這時，張文斌的朋友突然走出調解室，我心想，少一個施壓者，或許對調解有利。然而，幾分鐘後，調解室的門再次被推開，前主席探頭進來，低聲提醒我：「陪同來的那位是某議員。」
我一愣，心中一股不祥的預感油然而生。轉頭看去，只見李建國夫妻低垂著頭，而張文斌的臉上則浮現一絲得意的微笑。這一幕，與當年父親的案件何其相似！
我心中一陣怒火，但很快冷靜下來。我知道，這一次，我不能讓正義再次淪陷。
我堅定地向受害人說明他的醫療費、修車費及其他損失應獲得合理賠償，並向對方提出具體要求。那名議員聽後，立刻不耐煩地說：「七成就夠了，金額不用這麼多。」
我毫不猶豫地請他離開，強調調解室不接受外界干擾。隨後，少了施壓者，雙方才能真正冷靜討論，最終達成公平合理的協議。

不再畏懼，勇往直前

我並不是天生無所畏懼，也不敢自比包青天。然而，曾經的我和家人，也曾因權勢而無助，飽受不公的對待。正因如此，我更能理解每一個弱勢者的痛苦，也更加堅定地站在他們身邊。
如今，我不再害怕權勢，也不再懷疑法律的公正。我深信，只要有人願意堅持正義，公平就不會只是口號，而是可以真正實現的價值。我會繼續努力，讓調解成為社會公義的橋樑，讓每個人都能在法律的庇護下，獲得應有的尊重與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