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來的第一波寒流報到了，對於越南籍工人阮大慶（化名）來說，他來到這陌生的國度，此刻感到無助又無奈。工作中不慎發生公安意外，他的右手四隻手指被截斷，他彷彿置身雪地中獨行，這成為他人生中最寒冷的冬季。

    阮大慶來自越南，可能是無奈之下，無法合法在台灣就業，成為了一名落跑外籍勞工。台灣有許多社會底層者為了糊口而接受沒有勞健保的工作，在不安全的工作場所中努力求生存。更何況像阮大慶這樣的落跑外籍勞工，在工廠從事塑膠相關工作。雖然僱主在調解時一再聲稱，有不斷提醒他要按照標準作業流程並注意安全，但不幸的事件還是降臨在他身上。

    阮大慶由社工處派遣的翻譯員和教會幫他申請的法律援助律師陪同前來調解會。僱主江明山（化名）陳稱之前已和阮大慶談妥民事和解金額，但陪同的律師王一驊（化名）態度強硬，認為此案應提起過失致重傷害告訴，民事賠償金額至少應該是新台幣60萬元起跳。而且王律師堅持不能在公所調解，因為這是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案件，必須由地檢署移送法院的民事調解庭調解等等。

    阮大慶透過翻譯得知王律師的主張和說法，滿臉不安與無助，嘀咕著："不是已經和江老闆講好了，今天只要簽好和解書，就可以拿到錢，然後自己就可以盡快啟程回家鄉嗎？怎麼會變成這樣呢？"江老闆也覺得為什麼阮大慶的事不能自己作主，感覺王律師似乎是違逆當事人本意，並刻意掣肘。眼看和解即將破局，協調本案之調解委員靈機一動，建議由我接手調解。

    我一路走到調解室，心情沈重，坐定後並未急著發言，內心反覆地問自己：「四隻手指頭該怎麼賠？又該賠多少才算合理呢？」面對法律扶助之王律師一廂情願的堅持和主張，我先請王律師出示民事委任狀，發現其只有刑事告訴委任。同時我也想聽聽阮大慶的想法，於是請王律師先暫且離席。阮大慶透過翻譯員表示，目前在台灣已經找不到僱主了，且他的身分特殊，繼續待在台灣除了要躲避警察機關的查緝，未來面臨冗長的訴訟程序，房租、生活都難以維持。四隻手指沒了，但若能拿到老闆給的賠償金回到越南，足以開一家小店營生，還可以與家人團聚。他眼中流露出對未來不可知的焦慮與憂愁。

    我突然想起多年前指導我的律師當時贈言，要常常自省「案件結束時，你有真的幫助當事人解決問題嗎？」於是，我透過翻譯告訴阮大慶，依照我們國家的法律，由法院判決確實可能可以判賠較高的賠償金，但聲請人僱主名下如果沒有財產，實際上能否拿到賠償金是未知數。另外當場也勸說僱主江老闆，若非不得已，又有誰願意離鄉千里漂洋過海來台做最底層的工作呢？如今又要面臨斷指回鄉的悲傷。最後說服江老闆將原雙方談妥的賠償金額再提高5萬元，並當場給付。阮大慶欣然接受了和解方案。

    當穿上律師袍站在法庭上時，我依法力爭保障當事人的權益。但當穿上調解委員的背心時，我必須暫時放下滿腦子的法條，思考法律規定與當事人意願間，如何達成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案。最終我看見當事人簽署完和解筆錄後，臉上露出暖暖的笑容，如同凜冽寒冬中突然出現的陽光，令人心情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