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幾年的調解工作中，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和解條件的導向逐漸偏向金錢第一、權利第二、情感則是排在最後。

在一次的調解中，某公司的老闆-冠全，他的名字在同一天的調解裡被排上了兩次。上午九點是債務糾紛的調解；十一點則是慰問金的協調。離奇的是，同一個人、同一張調解桌，因為不同的糾紛，展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姿態。

第一場調解開始時，冠全坐得筆直，服裝整齊，文件排列有序。他說話不急，但語氣堅定，彷彿早已在心中排練過千百遍。而對面坐著的當事人-聖凱，他也是一位生意人，相形之下顯得十分疲憊，談話的內容總是在繞圈子，一下子談景氣、一下子說要調度資金……，並請冠全再給他一些時間去籌錢，到了最後始終都沒有明確的承諾。

「不是不還，是現在真的有點困難。」這句話，冠全已經聽了整整1年，但聖凱都是用相同的理由來推託。

冠全看著我，語氣低沉而清楚說道：「我只要一個確切的交代。時間到了，錢卻一直不到位，我也很為難。」

我沒有馬上做出回應，而是緩慢說了一句：「今天你們坐在這裡，不是為了翻舊帳，而是請聖凱想看看，針對這筆欠款，你有沒有什麼具體的還款計畫？」

為了趕緊把焦點從情緒中拉回現實。我接著請聖凱說明目前手上的資金狀況，也請冠全明確說明訴求。在過程中，我刻意放慢節奏、重述雙方的話語，主要是要讓他們知道—你的意見，有被他聽見、他的需求，也需要被你採納，但這一切都需要為自己說出口的承諾負責。

最終，我提議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聖凱點頭表示同意，冠全也認同這個做法。在簽完調解書後，他並沒有露出輕鬆的表情，而是一種「該拿回的，終於要回來了」的疲憊感。

休息片刻後，冠全又回到同一間調解室。這一次，他手上少了厚厚的文件，只拿出一份簡單的說明稿。對造人是他曾經的員工-小琪，因為之前職災的事故，雙方早已對簿公堂，而後來法院判決認定身為老闆的冠全沒有過失，所以無須負擔小琪受傷的損害賠償責任。

但冠全開口的第一句話是：「我知道判決出來了，但這件事對你的人生影響很大，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

小琪默默的低著頭，沒有回話，她不是抗拒，而是不知道該如何開口……。於是，我先替小琪開了頭，輕聲地說：「現在，我們不談責任。我們談的是，你們彼此心裡還有沒有放不下的地方？」

冠全表示，他希望主動給小琪一筆慰問金，不為了什麼，而是希望這件事在落幕後不要只剩下一張冷冰冰的判決書，也不是要買心安，只希望小琪知道，傷害雖已無法挽回，但還是想盡到一位身為雇主應有的道義責任。

語氣裡沒有談判，只有冠全滿滿的誠意。聽聞至此小琪的肩膀逐漸放鬆，表情也不再緊繃。他坦言，最難受的不是身理上的傷痛，而是事故發生後沒有人對她伸出援手，覺得自己彷彿是被遺留在那段事故裡的邊緣人，她邊說著邊留下悲傷的眼淚……。而我也連忙出言安撫她的情緒；就在一方訴說著委屈，另一方深感虧欠下，調解很快達成共識，這場調解沒有拉鋸，只有關懷與互諒。調解書簽完名後，冠全主動站起身來，向小琪點了點頭，以表示最後的歉意。

在他們離開調解室後，我坐在位置上思考了許久，為什麼同一個人，在「可以選擇少拿的時候，毫不退讓」；卻在「可以不給的時候，卻選擇多退讓一步」。多年來的調解工作，常讓我看見人們最真實的樣子。不是非黑即白，而是隨著立場不同，選擇不同而已。

調解做的，不只是算清楚錢如何給、如何拿；更是在每一場調解裡，幫助當事人分清楚，什麼是責任？什麼是選擇？什麼又是在調解後留下情分的餘地。有時候，調解桌上真正被調整的，從來不只是金額；而是人，在不同角色之間，是否還願意保留那一點點人的本性。

透過這兩場調解，我看見了制度與人心的交錯：債務糾紛，需要明確、堅定、計畫性的處理；心靈慰問，則需要耐心、同理與誠意。調解不只是法律或規章，更是時間、語言與情緒的藝術。當事人的聲音被聽見，當情緒被理解，即便事情已成過去，心裡的結也是有機會慢慢的被解開。

這一天的調解讓我更深刻體會：法律能保護的是權利，調解能留住的，卻是人心與尊重。金錢可以計算，但誠意與人性，只有在對的時候、透過對的方式，才能被真正感受與承認。這也是調解最難、卻最值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