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似箭，自民國71年首次踏入潭子鄉（後來升格為潭子區）調解委員會至今，已走過33個年頭。這段歲月是我人生中極為寶貴且意義深遠的一段旅程。若再加上自民國86年起擔任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調解委員的經驗，前後累積，幾近六十年的調解歷程。其間，我親眼見證社會的變遷、人心的轉折，也深刻體會到基層調解制度在維繫社會安定、修補人際關係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回首一路走來，有辛勞、有挫折，也有無數動容且值得珍藏的記憶。

    當年，我懷抱服務鄉里的熱忱，加入潭子鄉調解委員會。那時仍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未曾預料這會成為我人生中最長的一段志業。初入調解工作，我很快體會到，調解不只是法律知識的運用，更是對人情世故的理解與包容。七、八十年代，調解專業講習並不普及，為了充實自己，我參加東海大學暑期「法律與生活」研習班，也修習卡內基人際關係與溝通訓練。這些學習，成為我日後調解實務中持續累積與成長的重要基石。

    早期社會仍充滿濃厚人情味，調解案件多為鄰里土地糾紛、家庭爭執、金錢借貸、互助會爭議及車禍事故等。那時候，只要當事人願意坐下來，調解委員適度引導，多半能達成和解。每一次成功調解，都是寶貴的經驗累積。當然，也曾遭遇難以調解的案件，甚至承受誤解與質疑，但我始終未曾動搖初衷，因為我相信，耐心與誠意終會被理解。

    隨著時代更迭，社會問題日益多元，年輕世代的思維與過往不同，調解方式也必須與時俱進。我逐漸體認，身為調解委員，除了基本法學素養，更需重視溝通技巧與心理層面的引導。因此，我持續參與各項研習訓練，也樂於將經驗分享給新進委員，透過傳承與交流，讓基層調解制度持續發揮應有的功能。

    民國99年底，潭子鄉升格為潭子區，民眾法律意識提升，案件型態趨於多樣化。傳統仰賴人情的調解方式，已難以因應所有情境。現代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快速變化，糾紛的成因與背景更為複雜，成為當代調解委員的重要挑戰。所幸，法制局亦因應趨勢，持續規劃多元研習課程，使調解委員得以精進專業，不被時代淘汰。

    33年來，我深刻體會到調解委員是一座「橋樑」，是連結「法」與「情」的潤滑劑。在無數次調解過程中，我學會傾聽、換位思考，並在對立中尋找最大共識，使雙方即使未必完全滿意，仍能接受結果。潭子鄉升格為區後，行政制度日益完善，調解委員的角色與影響力也逐漸受到重視，完善的調解空間與行政支援，也提升了民眾對調解制度的信任感。

    這些年來，調解不僅豐富了我的人生，也讓我深刻領悟「理解」與「包容」的價值。回顧歷程，我歸納出調解委員的幾項核心體會與特質：

• 調解是溝通與協商的平台：它不是法庭審判，不在於對錯，而是協助當事人基於同理心，各退一步，尋求共識。
• 語言是橋樑：從「好說話」到「會說話」，靠的是歷練與學習。真正的溝通在於傾聽，並容許差異。
• 持續學習：調解委員需不斷進修，吸收專業知識與技巧。
• 應具備的特質：責任感、使命感、判斷力、耐心、穩健與智慧，缺一不可。
• 心態三體：體會雙方、體諒雙方、體貼雙方，唯有如此，方能促成互信與和解。
• 和解方案的原則：必須合法、具體、確定，可履行並可執行，且以雙方共同利益為核心。
• 心理學技巧的應用：如權威暗示效應、標籤效應、名片效應、拆屋效應、登門檻效應等，都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 四不原則：不批評、不歸責、不評價、不承諾。這是維持中立、公正與信任的基石。

    總結而言，「調解」的價值，不在於判斷誰對誰錯，而在於協助當事人放下對立、尋求共識，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進而避免訴訟、修復關係。對我來說，每一次成功調解，不只是案件的結束，更是人與人之間多一份理解與信任的開始。

    如今回首調解歷程，心中充滿感恩與榮耀。感謝前輩與師長的教導，感謝同仁的支持，更感謝潭子這片土地，讓我有機會在此服務鄉親、化解紛爭。調解不僅是一份責任，更是一份榮耀；能在家鄉盡一己之力促進和諧，是我一生引以為傲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