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許多事情不是我們能掌握的，所以生命裡充滿著無奈與變數；在相同的場景，卻因為不同人物登場，有時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局，讓我相信：人性有惡、有善，並非全然醜陋。

    詐欺取財罪，係指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為了破除詐騙王國的惡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曾以「組織犯罪條例」重懲詐欺集團案。某案中，認定協助詐騙集團提領共新臺幣319萬餘元贓款的四名車手，分別觸犯組織犯罪及共同詐欺等罪，分別判處四名車手各2年6個月至5年不等有期徒刑，且須強制工作3年並追繳犯罪所得。

    而所謂強制工作，係指法院判決中，除了科處刑罰之外，附帶一個保安處分。保安處分不是刑罰，比較偏向預防犯罪，負有保護社會安寧及矯治教化的功能。對於有犯罪習慣、遊手好閒的犯罪人，就施以強制工作處分。

 依據「保安處分執行法」規定，政府有義務要設置強制工作處所，比如：工廠或農場。受強制工作處分者，須進入該等處所強制工作，一天6至8小時，至少3年，有必要時，可以延長至4年6個月。

    最近兩年內，我恰好承辦了2件由南部某地檢署轉介的詐欺集團車手與被害人和解案。因情節類似，結果卻大相逕庭，令人百感交集。

    第一個案件，是發生在一年多前。一位居住於高雄市的老婦人遭詐欺集團騙取了30萬元，而詐騙集團遭逮捕的車手居住於臺中市，所以地檢署轉介調解案至臺中處理。該名高雄老婦人由一名中年男子陪同到場調解，自稱是老婦人的姪兒。該名婦人因被騙新臺幣30萬元後，身心受創，因此，除要求返還受騙的30萬元之外，另請求精神賠償20萬元。

這件案子的涉案車手為一名25歲左右的年輕人，由他的母親陪同出席調解。由其母子兩人衣裝打扮判斷，經濟上並非寬裕之人。車手的媽媽懇求高雄老婦人可否不要求精神賠償，因為家境實在艱困，能否僅賠償20萬元？

雖經再三懇求，該名高雄老婦人依舊態度堅決，絲毫沒有讓步的跡象。而陪同前來的男子（姪兒），更揚言如無法達成和解，該年輕車手不僅要被關進牢獄，還要接受強制工作。

年輕人的母親一聽，眼淚立刻奪眶而出，乞求著說：「少年人不懂事，誤交損友，但他的出發點也是想減輕父母家庭負擔。老太太，拜託拜託！大發慈悲，高抬貴手，我們願意全額賠償30萬元。但是，能不能不要再要求精神賠償費20萬？」除了那名母親不住地請求，我同時也一再向高雄老婦人說明，在法院審理詐欺取財罪，因屬侵權行為，所以不太可能判給精神賠償（慰撫金），能不能請您高抬貴手，對這孩子別要求精神賠償了？

豈料，我的說明與一位母親的請求完全無效。在該名自稱是姪兒的男子慫恿下，該名老婦堅持被騙的30萬元拿回之外，一定還要精神賠償費。而該名車手的母親，因不願讓自己的小孩入獄並強制工作，在我協調之下，達成除了30萬元之外，又再賠付10萬元作為精神賠償金。

我原本極不願意促成這項調解，但高雄老婦人堅持不肯退讓，而車手母親又淚眼汪汪之下，遂同意雙方達成和解。身為調解委員，雖然件此案調解成立，心中卻覺得不甚公道、萬般無奈。

    另外要分享的一件案子，則是最近發生的事。案件輪廓與上件案子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位家住臺中的太太遭詐騙集團騙走80萬元，與本件擔任車手、家住高雄的年輕人有關的是30萬元。調解當天，受害的臺中太太與先生、女兒出席了調解，擔任車手的年輕人則由媽媽及律師陪同。臺中這位太太希望取回被騙的30萬元，而擔任車手的年輕人委任律師，則希望能以15萬元和解。

然而，受害的太太堅持要追回30萬元，雙方的調解形成僵局。

這時，我請受害人這一方先到調解室外休息，並將之前的案例告知年輕人、其母及律師。我語重心長地說：「受害人要拿回被騙的30萬元，絕對可以理解，而且並沒有額外過分的要求，例如『精神賠償』。你們是不是可以考慮接受？如果經濟上有困難，可以嘗試要求分期付款。」

最後，任車手的年輕人同意返還關乎於他的詐騙金額30萬元，且當場給付18萬元，其餘的12萬分6期攤還，以每月給付2萬元達成和解。

以上兩案同樣是詐欺取財罪，同樣是擔任車手，也同樣是年輕人，被詐騙的對象也都是婦人；然而，一位貪婪刻薄，另一位則敦厚寬仁。身為調解委員，也只能盡力協調雙方的和解條件，努力維持當事人權益。至於是否公道？有時，真的只能問天了－對於貪婪無度者，希望老天能主持公道；而對於寬厚仁慈者，除了我自己深受感動之外，也相信上天未來必對之有所庇佑！

註：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於110年12月10日正式作出812號解釋，宣告《刑法》第90條「強制工作處分」規定違憲，自解釋公布日起失效，此案也正式推翻90年釋字第528號的合憲性解釋。